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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 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逻辑与实践探索

    摘要:近年来,学术界和教育界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号召,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加快推进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形成了独特的路径与方法,集中表现为: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大根基之上,筑牢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学理基底;依托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向度和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进路,把准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内生动力;通过确定学科框架、促进学术创新、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等手段,开创了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崭新局面;通过自主性、交叉性、现实性的多维路径探索,确保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充分承载时代使命。这一系列构建进程,不仅推动了中国国家安全学的发展,更彰显出新时代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关键词:国家安全学 自主知识体系 总体国家安全观 主体性

    作者简介:谢波(1983—),男,重庆沙坪坝人,西南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目次

    一、何以筑牢学理基底: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理论本源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的哲学意涵

    (二)中华优秀传统安全文化的价值底蕴

    二、何以夯实实践根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内生动力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向度

    (二)国家安全现代化的实践进路

    三、何以完善学科建设: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崭新局面

    (一)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建立

    (二)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转变

    (三)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话语构建

    四、何以承载时代使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路径探索

    (一)强化自主性,扎根中国实践的知识生产

    (二)把握交叉性,打破学科壁垒的协同创新

    (三)坚持现实性,聚焦问题导向的实践转化

    五、结语

    注:为方便引用,文中已标注相应页码,如:P143表示图标之前的内容位于我刊第143页。本文已开放快捷转载(无需白名单)。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将“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列为主要目标之一,要求“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在此背景下,构建国家安P143全学自主知识体系迫在眉睫,这对维护国家安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非凡。事实上,自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来,国家安全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使命。作为安邦定国之基石,国家安全是维护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关键所在,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在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国家安全的内涵与外延呈现出多时空领域交织、内外因素联动的新特征。因此,构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成为当务之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等重要论断和战略部署,为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本文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下,以“何以筑牢学理基底”“何以夯实实践根基”“何以完善学科规训”“何以承载时代使命”为逻辑主线,系统解构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逻辑,并结合西南政法大学等高校近年来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实践,积极探索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路径,以期为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指导。

    一、何以筑牢学理基底: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理论本源

    国家安全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既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也肩负着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重任。这一自主知识体系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与新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生动实践紧密相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和当代中国安全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战略文化结合起来”,总体国家安全观得以创立并不断丰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理论本源”与“学理基底”有源与流、根与脉的关系。具体而言,“理论本源”包括“两个结合”: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安全理念相结合。对于第一个结合,我们进行了深刻的时代性阐释,确保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新的生命力;而对于“第二个结合”,则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传统智慧与现代需求相契合。由此,唯有实现对“理论本源”的时代性、学理性阐释,才能筑牢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学理基底。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的哲学意涵

    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凭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指导、实践论依据、本体论基础,为筑牢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方法论提供指引,是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哲学根基。

    1.辩证唯物主义的认知框架。恩格斯关于“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的论断,同马克思揭示“人类社会是相互依存的社会有机体”的系统论思想形成共振,为国家安全学揭示安全现象提供了认识论基础。这种认知框架本质上是对事物普遍联系的规律性探讨,要求将国家安全视为一个多要P144素、多层次、多维度的动态有机体。唐永胜教授指出:“国家安全学学科要在运用其他学科知识体系的交叉研究中走向成熟,亟待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视角下进行理论探索与学术研究,运用系统思维实现对传统国家安全认识论、方法论的超越。”这一主张以系统思维为方法论,旨在打破学科壁垒、整合多元知识体系,以强化理解国家安全现象的能力。而在具体的学科建设实践中,如西南政法大学以2018年在全国普通高校中最早成立的国家安全学院为平台,优化整合法学、公安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资源,合力推进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纵观新时代的国家安全,在内涵与外延方面,安全要素的功能与性质通过相互作用实现赋能;在时空维度,安全威胁的传导跨越传统地缘界限,波及多个安全领域;在实践维度,安全问题统一于发展和安全、开放和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的辩证统一体系中。由此可见,唯物辩证法不仅是揭示矛盾运动、普遍联系与发展变化的方法论基础,更是洞悉新时代国家安全规律的认识论工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二字,正是基于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深刻认识与理解,即“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有机统一,强调各安全领域的共生关系,以系统构建“大安全”格局。

    2.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导向。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喻为一个“活的有机体”,其要义在于揭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当“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成为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时,要求国家安全知识体系构建必须立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认知循环。正如李文良教授在2024年12月吉林大学主办“国家安全讲习班”上所指出:“国家安全问题不是原生的而是衍生的,即国家安全问题不能发端于自身,而是由其他问题演化而生的”。这种衍生性从本质上决定了国家安全研究必须扎根于社会实践,唯有从社会矛盾中追溯安全问题的“生存谱系”,才能突破既有安全论的认知局限。在新的历史时期,复杂多变的国家安全形势恰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自觉的当代印证。只有在社会关系的“生产—再生产”中把握安全本质,才能科学解析安全主体的能动机制、探究安全客体的价值逻辑、厘清安全要素的交互规律。这种实践导向的学理机制,要求国家安全知识体系紧密贴合时代发展、国家急需,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中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思维,在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进程中审视安全风险的传播路径,在科学与技术革命中探寻安全治理的范式革新,依托社会实践不断拓宽国家安全领域、构建国家安全理论体系。

    3.唯物史观的人民价值内核。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科学揭示了人民群众作为实践主体的本质属性,即主体地位并非抽象概念,而是深深根植于社会存在和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之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精神财富的生产者,更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国家安全学学科正是这一理念的重要体现,它将人民群众视为理论构建的起点与归宿;唯有立足于人民立场,才能准确把握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真正理解国家安全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刘跃进教授在《加快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一文中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不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泛化、扩大,P145而是回归,即回归到国家安全的本来面貌、原本含义。”而国家安全的“本来面貌”与“原本含义”,正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价值指向,旨在回应人民群众在“一切社会关系总和”中的多元安全需求。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向纵深推进,国家安全学作为一门承载时代重任的学科,需不断拓展其研究范畴,始终将人民立场贯穿于理论构建的各方面全过程,以此来构建并阐释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契合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

    (二)中华优秀传统安全文化的价值底蕴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如何汲取中华上下五千多年的文明智慧,回应时代发展的新形势、新趋势、新现象和新问题,从而孕育出具有鲜明实践特质的理论体系,可谓是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走向成熟的关键所在。这其中,对我国历史上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与实践进行系统性梳理,是夯实知识体系根基的重要路径。例如,西南政法大学组织编写《认同与共识:国家文化安全史略(中国古代从夏到清)》一书,对中国历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思想和实践进行梳理与探讨,为新时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供历史经验,也为建构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给予学术支持。

    1.“民惟邦本”思想的政治本体。古代典籍《尚书·五子之歌》提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论述,都将“民”置于国家存续与发展之上,形成“重民”“安民”“保民”的治国根基。进入新时代,人民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核心的部分,其他安全都统一于人民安全;人民安全高于一切,这是唯物史观和党的性质宗旨在国家安全领域的必然要求和集中体现。这一理念是对“重民”思想的价值升华,将“人民安全”与“国家安全”视为同等重要。对此可以理解为,在保障国家安全的基础上,不仅要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还要让人民生活幸福安康,让安全成果真正利民惠民。从学理层面看,这一思想有别于西方国家以政权、地缘政治利益为核心的国家安全观,突出强调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人民性。其不仅回答了“国家安全为了谁”这一根本问题,还解释了“国家安全依靠谁”的基本逻辑。一方面,它确立了“一切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价值导向,避免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脱离人民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它强调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路线,要求国家安全研究必须扎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2.“居安思危”意识的认识自觉。《周易·系辞下》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魏徵亦言:“思所以危则安矣,思所以乱则治矣,思所以亡则存矣”。这些思想将“安”与“危”、“治”与“乱”视为辩证统一的存在,告诫世人常怀忧患意识。这种经过实践检验的安全智慧,在概念体系和问题意识上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深刻的思辨基础与理论支撑。在概念体系方面,它衍生出底线思维(在谋划安全策略时预设最坏情境、划定安全红线)和系统思维(系统性把握和分析既有或将有的安全风险或各个要素的内在联系)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在问题意识层面,它推动国P146家安全治理从基于“经验依据”的被动应对转向“风险前置”的主动防控,以主动识变、应变、求变的思维来积极处理和应对安全风险。程琳教授提出“安全与风险问题作为一对矛盾,安全看不见、摸不着、离不开,只有排除解决重大风险问题,才能维护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观点,实则是对传统“居安思危”思想的现代诠释,表明对于“安”的认知不能仅停留在事物表面,还要通过“危”的现象把握其内在本质。

    3.“和合共生”理念的文明限度。《礼记·礼运》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老子亦有“和其光,同其尘”之语。这些哲理名言超越文明隔阂的时空界限,强调天下大同、共生共荣的理念。黄大慧教授指出:“安全是共同的、相互的,需从全人类共同的安全利益、共同的安全权利与责任、共同的安全价值三个层面加以审视与考量”,其揭示了“安全”这一内涵的时代性拓展。在此种语境下,“安全”一词不再局限于本国,而是与世界各国的安全紧密相连、相互依存,进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实践层面看,这一理念突破了零和博弈思维模式,倡导建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安全格局。这种格局摒弃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不仅为国际社会构建起安全稳定、可持续的安全环境,也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从学理层面分析,它孕育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安全治理范式,摒弃单边主义和霸权思维,强调各国应采取共享安全经验、共商安全策略、协同开展安全行动等措施来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何以夯实实践根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纵观国家安全问题,它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主观感受的结果,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有机统一。在此语境下,汪明教授指出“国家安全学在实践中诞生,在实践中发展,最终又指导实践,实践性是国家安全学的内在要求”,这一命题深刻揭示了国家安全学学科发展的本质规律。国家安全学以问题为导向,其知识生产始终立足于实践、反哺于实践。这种“源于实践”“归于实践”的发展路径,构成了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内生动力和根本遵循。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向度

    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更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安全逻辑的深刻诠释。它科学回答了“如何实现国家安全”“实现怎样的国家安全”的根本性问题。近年来,以西南政法大学为代表的高校也加大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研究与阐释,形成了一批重要的理论研究成果,如《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研究》《新时代国家安全治理话P147语体系研究》等。这些成果不仅丰富了国家安全学的理论体系,也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指导和支持。

    1.理论内涵的价值赋予。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五大要素”“五对关系”“十个坚持”等为精髓要义,系统梳理了国家安全各领域、各要素间的内在逻辑与实践需求。“五大要素”基于系统论的思维,将国家安全视为一个复杂有机体,在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指导下,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明确了各要素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多元实践需求。“五对关系”从辩证统一的角度为把握国家安全态势提供方法论基础,摒弃片面、单一的思维方式,运用理性、科学的思维方式认知和处理国家安全问题。“十个坚持”则进一步明确和深化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路径与战略布局。它要求既要立足国情,又要精准把握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在“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的基础上,真正服务于国家安全工作。

    2.实践路径的制度支撑。在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实践路径中,国家安全体系有清晰的构建图谱。首先是国家安全领导体制的确立。通过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了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实现了对国家安全事务的统筹协调,确保了国家安全决策的科学性与权威性。其次是制度规则体系的构建。逐步搭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国家安全法》)为“管总法”的法律体系,与其他专门领域立法和配套性法规相互衔接,全方位保障国家安全工作的合法性与规范性,实现了国家安全工作“有法可依”“良法善治”。最后是预警监测体系的完善。基于国家发展战略及国际形势变化,通过构建“风险识别—内容评估—预警监测—及时响应”的国家安全风险预警监测体系,实现了国家安全治理工作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型。

    3.战略需求的协同引领。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加速演进的当下,国家安全战略需求呈现出领域交织、要素联动、内外传导等复杂局面,对理论指导的系统性、前瞻性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总体国家安全观立足“两个大局”的历史方位,系统回应现实所需。在国内层面,将安全要素融入高质量发展全过程,通过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推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协同发展。在国际层面,以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针对单边主义抬头、安全议题泛化等新挑战,通过建立平等、开放、包容的对话机制,推动形成“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安全合作架构。

    (二)国家安全现代化的实践进路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生成的原创性概念范畴,它与国家安全的良性互动、系统嵌合及有机统一,为国家安全学行稳致远提供实践指引。

    1.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出,发展与安全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犹如“一P148体之两翼、驱动之双轮”。没有发展的安全如同“无源之水、无根之木”,难以长期维系;而缺乏安全的发展则会使国家面临严重威胁,无法实现长治久安。由此,必须关注新时代重点领域安全问题,通过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不断夯实安全基础;同时,健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筑牢风险防控屏障,构建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安全网络,为安全发展保驾护航。

    2.主体性与时代性的安全叙事。“主体性”强调以中国为主体,立足国情,总结经验。一方面,要在开放包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动态平衡自身发展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探索并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国家安全道路。另一方面,应汲取他国在国家安全领域的研究成果,整合各方资源,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构建既具有中国风范、中国气派、中国形象,又符合时代需求的国家安全现代化模式。“时代性”要求国家安全知识体系紧跟时代步伐,反映时代变化。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网络安全威胁、数据跨境流动引发的数字主权问题,以及地缘政治冲突产生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等新挑战,国家安全治理体系需迅速做出准确判断,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这既是时代赋予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命题,又是促进自主革新、保持可持续发展态势、推动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融合的难得契机。

    3.科学性与系统性的安全实践。“科学性”要求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来识别、分析和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国家安全工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一方面,党中央通过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强化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确保国家安全工作有章可循、有序推进。另一方面,陆续颁布了《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以下简称《核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等系列法律,从制度层面为国家安全工作筑牢防线,基本形成了层次完备、全域延伸、种类丰富的国家安全法律制度体系。“系统性”强调从整体、全局和长远的视角来把握国家安全问题。具体而言,系统性安全涵盖多个维度。其一,既要防范内部潜在隐患,又要应对外部威胁;其二,既要坚守国土安全,又要关注国民生命健康等各项权益;其三,既要妥善应对传统安全问题,又要积极化解非传统安全风险;其四,既要坚决维护自身安全,又要秉持大国担当,积极参与全球安全治理。

    三、何以完善学科建设: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崭新局面

    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命题,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系统把握“为谁说、由谁说、说什么、怎么说”的逻辑链条,重塑学科的价值体系、主体能力与话语形态,进而推动学科建设和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与完善。具体而言,通过锚定“为谁说”的价值立场,铸就学科发展之灵魂;通过培育“由谁说”的主体能力,夯实学科建设之根基;通过构建“说什么”的知识体系,确立学科特色之标识;通过创新“怎么说”的传播路径P149,增强学科话语之效能。换句话说,这种学科规训的能力建设与创新规范,不仅催生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性、科学性、国际性等特质,更是推动学科发展进入崭新局面的关键所在。

    (一)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建立

    张海波教授认为,由于国家安全问题复杂性前所未有,单一学科的知识、方法和工具难以应对,因此,国家安全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应运而生,旨在提供适应当前国家安全问题复杂性的新知识、新方法和新工具,以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需充分考虑时代特征,并从研究领域的“横切延伸面”进行系统设计,从而构建全面系统的国家安全学学科体系。

    1.学科制度构建的制度化演进。自2018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以来,到202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正式将“国家安全学”列为一级学科,并与“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同纳入“交叉学科”门类,实现了学科地位的制度化、规范化。在学科边界上,明确了国家安全学与政治学、管理学、法学、军事学等学科的差异与联系;在研究方向上,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形成了包括国家安全思想与理论、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治理、国家安全技术在内的二级学科,并细化了各领域安全的研究方向;在资源配置上,以创建学科院校、科研平台和社会服务为导向,推动了学科制度从形式化向实质化转变。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国家安全学的建设发展备受教育界、学术界、实务界高度关注。其中,西南政法大学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引领,全方位、全流程、全要素推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先后制定《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八个一工程”实施方案》《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建设方案》《支持国家安全学院建设意见》《国家安全学“双一流”建设行动方案》等多个政策文件,锚定目标,挂图作战,全力支持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发展,于2021年获批全国首批、政法院校唯一的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023年又获批全国首批、政法院校唯一的国家安全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学科组织载体的体系化布局。截至2025年,在全国范围内已设立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23所高校的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硕士点;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20所高校获批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一方面,借助国内顶尖高校与科研单位的深厚底蕴,汇聚各界优秀人才,组建国家安全领域相关研究中心,积极探索学科发展新方向,引领国家安全学理论创新;另一方面,鼓励地方高校及特色研究机构,依据自身特色和优势,建立具有针对性的研究中心,形成国家安全学学科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格局。此外,与国家安全学相关的智库也相继建立,通过围绕国家安全问题开展前瞻性、实证性研究,以丰富学科建设的多样性与层次性。例如,西南政法大学与中央有关部委、重庆市有关部门深度合作,持续推进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院、国际恐怖主义P150问题研究中心、政治安全研究中心等智库平台,以及国家安全风险智慧治理实验室等研究机构建设,主动服务国家安全实践,及时跟踪国家安全现实问题,提供资政建议、咨询报告,围绕国家安全风险应对等重大现实问题,产出一批显示度高、影响力大的研究成果。2020年,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院获批重庆市首批新型重点智库。2023年,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基地获批重庆市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基地。2024年,国家安全风险智慧治理实验室入选重庆市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重点实验室。

    3.学术平台矩阵的协同化构建。学术知识体系的创新与应用不仅依托于知识内容的生产,还要与学术研究平台相结合。目前,我国已逐步构建起多元化的国家安全学术研究平台。首先,全国多所高校已成立国家安全学院或相关研究机构,依托自身学科与研究特色的优势,在充分整合资源的基础上,不断打破学科界限,开展跨学科研究。其次,《国际安全研究》《国家安全研究》《国家安全论坛》等专业期刊平台为研究成果的发表与交流提供了重要“窗口”,成为学术交流的关键阵地。此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通过项目驱动方式,支持和鼓励学者探索和挖掘国家安全领域的新问题和新观点。最后,学术界、实务界通过举办各类国家安全学术研讨会和论坛等活动,汇聚高校、科研机构等的专业人士,就相关前沿问题与热点话题进行深入探讨。例如,为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西南政法大学立足“两个大局”,心怀“国之大者”,主动谋划并提前布局。在优化“法学+”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基础上,西南政法大学重点围绕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建设、海外利益法律保护以及涉外斗争法律手段的综合运用等议题展开研究,成功申报获批了包括《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研究》《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法治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研究》在内的四个国家级重大课题。2022年,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东盟法治研究院)被认定为首批六部委共建的国家级涉外法治研究基地。

    4.学科人才培养的立体化设计。目前,西南政法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一些高校已构建“本—硕—博”一体化国家安全人才培养体系,为国家安全事业输送全方位、多层次的专业化人才。在本科阶段,依托国家安全学、国家安全教育、国家安全法学等课程夯实学生基础并拓宽视野;硕士阶段聚焦专业研究方向,通过设置如国家安全情报分析、非传统安全治理等专题研究与案例分析课程,培养学生对特定安全领域的研究能力;博士阶段则鼓励学生参加科研项目,结合专业所学开展前沿性、原创性研究。总的来说,该培养模式旨在培养学生的战略思维、系统思维和创新思维,使他们熟练掌握学科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创新性方式解决国家安全领域面临的现实问题。以西南政法大学为例,学校于2018年5月积极响应国家安全战略需求,在全国普通高校中率先成立国家安全学院,开启了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新篇章,并为该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2019年,学校获批教育部首批探索培养国家安全专业人才试点单位之一。到2024年,海外利益安全专业被正式纳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西南政法大学成为全国首批招收此专业的高校之一。迄今,西南政法大学是全国唯一实现国家安全领域“本—硕—博—博士后”一体贯通人才培养的高等院校,为党政机关、司法部门、跨国公司和科研院所输送了大量急需的国家安全专业人才。

    (二)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转变

    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国家外部安全环境日趋复杂严峻,“传统安全和非P151传统安全问题交织互动,各种风险挑战前所未有”。这一形势促使国家安全学突破传统学科边界,力求在时代变革中寻找学术自觉。正如有学者指出:“需要本着系统思维,综合把握国家安全的方方面面,通盘考虑各种安全要素,处理好国家安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避免国家安全工作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内涵外延的系统扩容。新时代国家安全核心内涵的演进经历了从“对象集合”到“关系系统”的认知跃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二字,强调“大安全”理念,推动国家安全领域从最初的“11”个扩展到如今的“20+N”个。其涵盖政治、军事、科技、网络、深海、太空、极地等众多领域,使国家安全认知从分散化走向体系化的理论建构阶段。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与前沿性、颠覆性技术的发展,使得大国博弈场域从传统安全向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等新兴领域拓展延伸。这些新兴领域不仅通过“问题化”丰富了国家安全领域范畴,还带来了复杂的国家安全风险。它们与国家安全战略、法律法规、伦理道德等方面密切相关,促使国家安全学不断深化理论内涵、拓展实践边界,以解决当下所面临的安全难题。网络、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所涉及的算法歧视、数据泄露、个人隐私等问题,对国家安全治理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2.基础理论的范式革新。当前国家安全环境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性、跨界性等特征,传统安全理论及研究范式难以解释和应对跨领域、传导性与非线性的国家安全问题。这迫切要求国家安全学在解决复杂问题上构建新理论、探索新方法。在本体论层面,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要以国家安全问题为逻辑起点和主线,时刻关注国家安全问题的“构成”过程与实现“结果”。既要关注国家安全问题内在的构成要素,又要揭示国家安全要素在外界环境扰动下的动态演化路径,以全方位理解国家安全问题的本质属性,为形成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奠定基础。在认识论层面,需突破单一时空维度与领域边界的认知局限,整合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安全领域、不同分析层面的安全认知单元,以构建多维认知体系框架。这意味着既要厘清各安全要素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定位与功能,又要强调跨领域、跨时空背景下知识体系的与时俱进。例如,在大数据时代延伸出的网络空间主权、数字边疆等一系列标识性新概念都是如此。

    3.学术疆域的拓展延伸。传统安全学聚焦于单一领域的研究,常常忽视多个安全领域间的“多元共生”等问题,因此难以形成跨领域、多维度的研究范式。事实上,当前国家安全威胁的复杂性、多样性、联动性、跨国性均远超以往,已经大大超越单一部门、单一领域的边界,传统维护国家安全的方法手段、体系结构、体制机制和功能效率已无法适应新形势和新要求,必须运用系统思维加以应对。其一,是空间维度的嵌套。经济风险与科技安全催生“产业链安全”研究,关乎国家经济与科技安全稳定;数据安全与数字赋能衍生出“跨境数据治理”议题,涉及国家数据主权与数据安全。其二,是方法P152维度的创新。有的运用博弈论等工具,从多维度剖析大国竞争中的安全困境;有的借助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理解和解决安全困境、安全难题提供新视角、新思维。其三,是时间维度的耦合。它揭示的安全问题呈现出“过去—现在—未来”的时序演化特征,其并非限时的、既定的存在,而是在社会变迁、技术迭代过程中产生。例如,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等问题是历史积累的结果,也受到当前社会与技术发展的影响。

    (三)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话语构建

    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是学科体系之网的关键节点。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引领下,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涉及国家安全教育、国家安全法律等维度的内容,这些都蕴含着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建构完备的话语体系,不仅能够服务于国内安全治理,又可为全球安全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1.教育话语体系的专业化构建。从2015年制定《国家安全法》将4月15日规定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增强全党全国人民国家安全意识”,再到2020年教育部发布《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全面加强国家安全教育”,2023年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面加强国家安全教育的意见》,2025年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强化国家安全教育,筑牢人民防线”。一系列政策出台旨在将国家安全教育全面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实现全方位覆盖。在高等教育阶段,开设国家安全学学科专业,构建系统的国家安全教育课程体系;在基础教育阶段,政府、高校(如西南政法大学于2019年成立全国首支“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观宣讲团”,并形成“理论学习—调查研究—集体撰稿—审稿把关—讲演设计—集体彩排—现场宣讲”的“七步”宣讲工作法)向青少年宣讲国家安全知识,以培育危机意识与国家认同意识;在社会教育阶段,通过社区宣讲活动、利用新媒体传播等多元形式,提升全民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

    2.法律话语体系的规范化表达。国家安全法律话语体系的规范性体现在: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国家安全法》等基础性法律,不仅确立了维护国家安全的核心原则、基本义务与基本规范,还明确了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罪名认定与刑罚措施;二是专门性立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从不同安全领域界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类型、防范手段及应对措施;三是配套性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其他相关领域的立法衔接协调,把国家安全治理法治效能延伸至社会的各个领域。总体而言,基础性法律、专门性立法与配套性法律之间的相互配合与支撑,形成了层次分明、内容全面的国家安全法律话语体系,为国家安全治理的法治化和规范化提供制度基础,筑牢国家根本利益的法治屏障。P153

    3.安全话语体系的全球化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篇”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世界篇”强调“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推进国际共同安全”。2022年,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探讨了“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这一关键命题,倡导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突破传统零和博弈思维束缚,构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安全共同体”。这一特色鲜明的新安全观借助多边对话、协商与合作等模式,在全球安全治理体系中“打造中国议题”“发出中国声音”“构建中国特色”,将“和合共生”的文化基因转化为现代化安全话语,为推动国际安全秩序变革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四、何以承载时代使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路径探索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言,“真正的科学‘运动’是通过修正基本概念的方式发生的”,这表明概念的创新为理论认识的突破提供了必要条件。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本质上不仅是对国家安全战略需求的时代应答,更是对国家安全学时代使命的学理阐释过程。这一知识体系不仅肩负着破解“安全赤字”“发展悖论”的理论责任,且深深根植于服务国家安全战略需求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之中。由此,我们应当遵循学科发展内在规律,从以自主性锚定学科根基、以交叉性拓宽认知边界、以现实性确定问题导向、以体系性完成逻辑统合等四个方面出发,积极探索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

    (一)强化自主性,扎根中国实践的知识生产

    历史与现实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因此,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必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在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中实现知识生产的中国转向。

    1.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安全工作归根结底是保障人民利益”“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在实践中,一方面,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解决人民的安全问题。从人民生活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入手,关注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安全领域,警惕网络安全带来的隐私泄露与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生物安全给人民生命健康带来的威胁。另一方面,要着力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意识和防范能力。通过系统广泛地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活动,设计丰富多样的教育课程和宣传方案,增强人民群众的国家安全意识和素养,激发他们参与维护国家安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人民成为国家安全知识生产的积极参与者和有力推动者。

    2.要坚持以政治安全为根本。政治安全的核心是政权安全与制度安全,这关乎国家主权、政权、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稳固,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需求和生存发展的基础条件。在实践中,首先要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确保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和主权安全,保障国家制度安全不受外部势力的干扰与破P154坏。同时,要始终把政治安全摆在首位,以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深入研究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的内涵、特征与机制,从而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指明方向。

    3.坚持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经济安全如同国家安全之基石,是整个国家安全系统的支柱,为其提供良好的物质保障。倘若国家经济命脉受到冲击,整个国家安全体系都将面临严重风险,最终影响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在全球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应结合时代背景,既要具备针对性,又要突出实用性。一方面,要筑牢国家经济稳定与安全的根基。聚焦经济安全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开展针对性实证研究,深入剖析安全风险挑战,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夯实国家安全发展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注重知识生产的实用性。我国通过建立“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将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实际应用,为经济安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进而提升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4.要坚持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要支撑。在军事安全领域,要关注现代化战争形态,研究新型战争对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与挑战;在科技安全领域,以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前沿领域为切入点,研究科技发展在带来便利的同时存在的潜在安全风险,确保国家科技安全与技术自主可控;在文化安全领域,针对意识形态渗透、文化软实力等问题,加强文化安全理论和文化建设研究,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在社会安全领域,以实现“人民安全”为导向,关注社会矛盾纠纷防范化解,为国家安全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在实践中,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必须融合“大安全”理念,汇聚各方智慧、整合各类资源,才能全方位地提供智力支持和知识保障,为国家安全筑牢坚实的防线。

    5.要坚持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恩格斯指出:“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深刻揭示了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之间的紧密联系。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诸如地区冲突、气候变化、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这对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使其必须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力。一方面,应积极参与多边或双边安全合作机制,通过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拓宽视野,系统总结不同国家在安全理论及治理模式上的成功经验与做法,并从中汲取精华;另一方面,要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与战略调整,通过“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区域安全合作机制”等平台,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转化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话语,从而展现负责任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二)把握交叉性,打破学科壁垒的协同创新

    国家安全学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致力于研究国家安全现象、活动、能力以及治理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它融合了多学科理论、知识和方法,在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层面实现了范式上的融合与创新,旨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

    1.认识论视角的多学科理论对话。“国家安全学应是一个开放的对话平台,是为各个学科互相对话、互相激荡提供的平台”,通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领域的理论对话,国家安全学能够打破单一P155学科认识局限,以多维度、多层次的方式理解和分析国家安全现象。例如,借助政治学理论可以深入探讨国家安全在政治层面的运作机制、影响因素及安全定位;社会学理论有助于揭示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内在联系;经济学视角下的经济安全,对于国家综合国力与稳定发展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此外,分析气候变化、人工智能技术等对国家安全带来的挑战更需要跨学科综合考量。

    2.本体论视角的安全概念再定义。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不断拓展,早已超越传统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等范畴,扩展到了网络空间、生态环境、科技创新、生物技术等诸多非传统领域。为使国家安全概念更加符合时代需求,对其进行重新定义变得尤为迫切。一些学者提出基于“关系本体论”的新思路,通过对安全本质和边界的解析,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范式提供了全新的思考方向。同时,也有观点从学科动力、学科内涵、学科边界的角度,认为国家安全学具有跨领域甚至是超越具体领域的特征,这就要求在学科建设中更加注重其广泛性和综合性的特点。这种对国家安全概念的再定义不仅拓宽了理解国家安全问题的视野,也为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3.方法论视角的跨学科工具融合。202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交叉学科设置与管理办法(试行)》明确指出,交叉学科是多学科相互渗透、融合形成的新学科,其应具备多学科的概念范畴、理论及方法体系,作为交叉学科的典型代表,国家安全学应充分把握这一特征。一方面,通过案例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深入探讨国家安全事件的成因及影响,总结经验教训,为制定科学的国家安全决策提供有力支持;同时,通过对不同国家的国家安全战略、政策、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我国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做法,进一步优化我国的安全管理体系。另一方面,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来增强对潜在安全威胁的识别与防范能力。例如,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处理海量信息,快速定位异常情况,并预警可能存在的风险源;采用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情报分析与风险评估预测工作,向决策者提供基于数据驱动的专业建议;借助区块链技术确保涉及国家安全信息传输过程中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从而全面提升国家安全整体防护水平。

    (三)坚持现实性,聚焦问题导向的实践转化

    实践是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动力源泉。我们要在“坚决维护国家安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探索新办法并提炼新观点,以此重构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架构。

    1.安全议题的范畴化厘定。当前,已有学者秉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理念,从纵深视角对国家安全相关概念在知识、方法和应用层面进行再认识。例如,学者胡尔贵关注到国家安全学科的“横切”属性,提出因不同学科领域衍生的国家安全知识相互交织、共成一体,会以“横切”原生P156学科领域的方式衍生出具有独立属性的国家安全知识体系;学者唐士其、庞珣提出“以风险为对立物反向界定国家安全的综合安全论”;学者张宇燕、冯维江从厘定安全水平、安全能力、安全威胁之间的基础框架出发,通过对积极与消极安全、绝对与相对安全、有意与无意安全等派生概念的论证,提出了国家安全理论新命题。这些创新性概念的产生,既体现了理论上的创新与突破,又对时代背景和现实问题形成的积极回应。通过精准把握国家安全在不同场景下的表现形式和内在逻辑,为分析和解决不同类型的安全问题提供了新视角、新方法,进而推动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断完善。

    2.政策工具的适配性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家安全工作要适应新时代新要求,一手抓当前、一手谋长远,切实做好维护政治安全、健全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强化国家安全能力建设、防控重大风险、加强法治保障、增强国家安全意识等方面工作。”国家安全政策主要聚焦于国家安全工作的方针政策,指导各领域国家安全工作政策的实施,其适配性选择至关重要。通过对政策制定依据、内容设计到实施条件的优化,可以夯实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根基。首先,在政策制定依据方面,要充分契合不同安全场景的特点与需求,有效识别和应对各类风险挑战,以提升国家安全治理效能。其次,在政策内容设计上,应兼具前瞻性与灵活性,不断适应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实保障。最后,在政策实施条件上,应注重协同性与系统性,将不同领域的政策有机结合起来,推动形成政策合力,共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3.实践效能的立体化评估。国家安全学知识内容的规设必须以实践为导向,致力于实现效能最大化,以此作为服务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支撑。具体而言,在国家宏观层面,需探究国家安全战略和政策是否切实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以及是否具备足够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以应对国际格局和国内发展的新要求;在政府部门层面,应全面评估政府部门在政策转化、资源整合、部门协同、应急响应等方面的能力水平,剖析其在预防、应对和化解各类重大安全风险过程中的实际表现;在社会参与层面,需衡量学校、企业、社会组织等在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方面的积极性与成效,分析社会公众对国家安全知识的理解与认知程度。实践效能作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检验场”和“助推器”,既要识别国家安全治理中的短板与不足,又要提炼实践经验反哺理论创新,以确保知识体系始终契合时代需求。

    五、结语

    进入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已超越单纯的学科建设范畴,既要紧扣时代脉搏,又要遵循学科建设规律,更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其核心命题在于:如何运用安全理论来实现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如何以安全理念来回应国家所需、时代所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更加需要系统梳理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理论本源,深耕马克思主义国家安全理论、激活中华优秀传统安全文化;全面审视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现实语境,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践向P157度和国家安全现代化的实践进路;持续深化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崭新局面,聚焦国家安全学学科发展,推动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转变,强化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话语构建;精准锚定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实践路径,扎根中国实践进行知识生产,打破学科壁垒促进协同创新。在这一进程中,唯有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在理论溯源中厚植根基、在实践探索中淬炼真知、在全球对话中拓宽视野,方能构建起立足中国实际、兼具全球视野的知识体系,使国家安全学真正成为时代之学、中国之学、世界之学。综上所述,构建国家安全学自主知识体系是顺应时代需求、契合国家战略的关键之举,结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学科融合,定能让国家安全学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安全事业,为国家发展筑牢坚实安全防线。P158

    (文章来源: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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